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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军 :春晚有个“事故多发时段”

2012年1月24日 08:34

来源:解放日报 选稿:解敏

  春晚零点的倒计时被称作“事故多发时段”。在这个旧年新岁交替的特殊时刻,主持人总会格外紧张,说错话的几率也比平时高。央视主持人朱军在他的新书《我的零点时刻》中回忆了他所经历的春晚倒计时。  
  
  眼看着秒针一格一格地跳过,我感觉浑身血液都涌上了脑袋
  
  2007年的春晚结束以后,我们六个主持人集体失眠。原因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那就是所谓“黑色三分钟”的乌龙事故。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那年春晚由于前面的语言类节目超时,导演组临时决定把一个零点之前的节目调到零点以后,这样一来,上一首歌曲结束后,距离零点报时还空出三分多钟,刨去一段一分十秒长的固定台词,还多出将近两分钟的空隙。总导演金越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我们六人时,台上的歌曲已经进入尾声,我们每个人都绷着神经硬着头皮上台。我心里一直在打鼓,不知道事先的预案能不能撑足那两分多钟。
  
  我们的预案是上台以后,说完固定台词,我和周涛再一人念两份贺电,随后进入倒计时,这事就算带过。只是张泽群即兴添加的对联影响了预案的实施。泽群为了救场,自己拟了一副对联,上台之前向金越请示,金越心里没底,就没同意:“你别乱加,对联又不是咱们的强项。”泽群大概对那一副对联挺满意,没舍得丢,上台等刘芳菲说完一段,他接下去就说了那副对联。因为事先没有和我们沟通过,大家瞬间就蒙了,他也比较忐忑,不小心说错了,对联没对齐整,紧张的情绪顿时蔓延开来,于是,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
  
  我看看表,在边上跟周涛说:“时间来不及了,这个电报可能念不了,咱们就往下吧,进入正词。”此时李咏已经接过了泽群的话头,也是过于紧张,忘记控制时间了,不紧不慢地撑场。听着听着,周涛急了:“得进了,不进的话,那段正词都来不及了。”
  
  简单交流过后,我就把手里的电报揣进兜里,盯着表,觉得差不多了,就找了一个气口,调高音调切入,开讲那段事先准备好的台词:“亲爱的朋友们,零点的钟声就要敲响了,一个崭新的春天即将到来!”看我起了头,大家随即也进入了预设的台词轨道,每人一句走了一轮,等刘芳菲说完她自己的半句主持词,又轮到李咏接话。可能是之前意外太多,李咏晃了一下神,台上出现了瞬间的停滞,时间很短促,但直播的时候还是比较明显的。这时候周涛又主动添加了一段台词,还未说完,李咏又接着她的话往下说,话赶话,很不幸没赶上,就这样,一下子就乱了。
  
  随后李咏试图补救,又即兴发挥了一段,开始给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哥哥姐姐拜年。这时候离零点报时还有13秒钟,我盯着表,眼看着秒针一格一格地跳过,感觉浑身血液都涌上了脑袋。金越当时站在观众席边上的二号机旁,和我面对面,他不能冲上来帮忙,只能干着急。我看了眼金越,又扫一眼表,示意他回头看时间,此刻离倒计时只剩下11秒钟。金越回过头,伸手一指我,那指令明确,我想再不切入,连10秒钟都没了。在这个十万火急的关口,我猛然提高了声调,打断了所有人的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一个崭新的春天已经来临,在这美好的时刻让我们共同祝愿中华民族和顺和美,国泰民安!”
  
  赶了两秒,“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新年的钟声终于敲响!
  
  “上去发生任何情况,一切交给朱军一个人”
  
  下来以后,所有的人都特别沮丧,一个那么关键的点上出了这么个纰漏,谁也不吭声,闷头坐着。当时正在直播,节目还得继续,总导演和台领导也不好说什么。
  
  我稍微缓了一下神,站起来,冲他们五个挥挥手:“行了行了,整理一下情绪,下面还有四十来分钟呢。有什么事等直播结束以后再说,先把后半截干完了。”等把最后的45分钟节目主持完,大家再也没心情闲聊,一言不发各自回家。结果第二天起床,就看到满社会对“黑色三分钟”的议论,满眼看到的新闻都变成了我和李咏打架,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我俩在后台大打出手的全过程。
  
  正月十三彩排元宵晚会,制造“黑色三分钟”的主持人们又碰面了。我上去先跟李咏握手,一握手我们两个就乐了。李咏说:“咱俩得拥抱一下。”我问:“怎么了?”他一脸苦笑:“要不然说咱们打起来了。”我一想也是,就朝他张开手臂:“来,拥抱一下。”拥抱完我又忍不住笑,“这样人家更得说咱俩打起来了,两人怎么过完年回来还拥抱?显然又和解了”。
  
  那次事故在当时可算是扎在每个人心里的一根刺。时间过去那么久,现在我们也都能够坦然面对了。我之所以重述这段所谓的“黑色三分钟”,是想澄清一些事实,它并非如外界所言,是我们几个主持人之间互相拆台、人为抢词造成的。当时大家都在想办法补台,都怀着一份责任心和善意,但是由于应对危机的经验不足,相互没有配合好,再加上在那个关口上过度紧张,所以接连造成了口误,导致了所谓的“黑色三分钟”。
  
  从那一年以后,导演下了明确指令:“上去发生任何情况,一切交给朱军一个人。”从那时候开始,我真正体悟到何谓“老同志”,真正明白了作为春晚“资深主持”所必须的担当。舞台越大,荣耀越大,你所担负的责任也越大。
  
  站到台上开口的一刹那,我改变了初衷
  
  2011年春晚,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当我和我的5位同事周涛、李咏、董卿、张泽群、朱迅把既定主持词说完后,离零点倒计时还有整整1分20秒。
  
  耳麦中响起了总导演的补台命令,就像是赛场上的发令枪,我来不及思考,更不容迟疑,迅速调整,进入战斗。在开口说话的同时,我甚至还看了一下坐在观众席最后一排的台长,从他坐姿的变换中我感到了洋溢全场的紧张。
  
  似乎仰仗一种职业本能,现场的一切瞬间转换为奇妙的力量,打开了我的思路。1分20秒之后,新年钟声零误差敲响。到了后台,我得到了导演和同事“太棒了”的称许,自己当时也有种劫后余生的喜悦。
  
  但是到了第二天起床看重播的时候,一丝怅然在我心底慢慢地蔓延开来,其实是有遗憾的。虽然貌似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但是回过头再看的时候,不免有些赧然,那段自行添加的台词整体比较空洞,除了一句“凝望着母亲的白发,抚摸着孩子的笑脸”实实在在地传递出了人生的某种况味。
  
  我有些自责,为什么不按照自己的第一直觉发言?当时上场以后,我第一反应就是想告诉大家真相:此时此刻距离一个新的春天还有一分多钟,我们几个人把所有准备好的词都已经告诉您了,现在站在了时间的门槛儿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要不咱们拉拉家常,您回家了吗?您家的饺子包好了吗?您的鞭炮准备好了吗?或者让我们一起静静等待零点钟声的敲响,现在还有多少秒……
  
  但是我的职业习惯条件反射似的压倒了我的直觉判断。站到台上开口的一刹那,我改变了初衷,自己直觉所要表达的意思和之前预设的台词风格相差太远了,一堆宏大的东西,突然续了一些鸡毛蒜皮,一下把情绪降下来了,我犹豫着要不要冒险随了自己的性子。
  
  最后一个女主持人已经开口说话了,导演的指令非常明确:“朱军,你来负责零点报时,剩下的人说完自己的词都不要吭声了。”在那一瞬间,我的个人意志终究还是服从了全局,我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亲爱的朋友们,金鼓齐鸣,壮志飞扬……”调子渐渐拔高,“我想此时此刻我们都满怀着激动的心情在迎接一个崭新春天的到来。此时此刻,我们都站在了时间的门槛,凝望着母亲的白发,抚摸着孩子的笑脸”。
  
  看着时间一秒钟一秒钟地过去,我拉长了语调,“我想我们所有的人都真心地对自己说一句:真好,我们又过了一个平安、和谐、幸福的快乐年”。那一刻很紧张,也有些沮丧,为了撑时间,我的语速更缓慢了,看重播的时候都能感觉得到,“亲爱的朋友们,您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和着这迎春的鼓声,迎接辛卯兔年崭新春天的到来!”
  
  这次补台做得不着痕迹,从某种程度而言它是成功的,但它不是我心里最想说的。同事的赞扬,领导的夸奖,观众的掌声,全部过去之后,回归平静的时候,会觉得还不圆满,原本能够更加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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