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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爱护眼睛一样守护诚信
——"我们应该倡导怎样的价值取向"系列访谈之四

2011年11月29日 07:46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朱珉迕 张骏 选稿:杨洋

  访谈嘉宾
  
  孙建平虹口区委书记
  
  胡思恩向明初级中学语文教师
  
  周汉康上海汉康豆类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记者:人无信不立,这是中国人的古训。我们今天必须一再谈论“诚信”的意义,似乎不那么轻松。
  
  孙建平:两千年前孔夫子就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对党和政府来说,这也是受到拥戴的基础。只有可信,才可能可亲、可敬。当党和政府说得到做得到的时候,就是社会信誉度最高的时候。
  
  我们把诚信提到价值取向的高度,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当今社会的失信现象太严重了。有一幅漫画:一个顾客在买东西,营业员反复检查顾客付的钞票是不是假的,顾客反复检查营业员给的货是不是假的。画中揭示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已经如此缺乏,看了让人忧心忡忡。
  
  记者:为什么会这样?又该由谁对此负责?
  
  胡思恩:在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人人讲诚信,诚信就不是个问题。但有一天我们发现,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利益日趋多元,有不诚信的人得益了,甚至坚持诚信的人吃亏了,诚信就成了大问题。
  
  周汉康:为什么会诚信缺失?我觉得可能是少了一点理想和志向。如果你想把一个事情当成事业来做,做长远的,你不会乱来。如果只是想捞一票就走,或者只想迅速完成一种原始积累,那诚信对他们就可有可无了。现在社会上缺乏诚信,说明不少人不愿意通过诚实劳动致富,而靠弄虚作假、坑蒙拐骗的手段来赚钱,幻想一夜暴富。
  
  孙建平:社会转型期的失信问题表现在方方面面,而改变这个局面,公权力也就是党和政府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公权力是社会行为的标杆,有了公信,才能够慢慢地恢复社会的“民信”。所以上海提出要以党和政府的诚信来引领社会的诚信,这很有必要。
  
  以公开赢得公信
  
  记者:党和政府应该成为社会诚信的主导,但目前公众对政府“公信力”抱怨颇多。是哪儿出问题了?
  
  孙建平:诚信意味着言行一致,知行合一。如果你说得到做不到,说得好做得差,说得早做得晚,公信力就会受到质疑。我们现在经常出现重承诺不重兑现的情况。有时候群众提出了需求,政府一时答应了,但因为本身对一些情况的了解掌握不透彻,以及一些客观原因,承诺并不能马上兑现。出现了这种情况,我们自己在不断地原谅自己,却没有把真实的原因告诉群众,一而再再而三,群众自然会对政府失去信任。
  
  还有一种情况,老百姓有强烈的期盼,政府作出了承诺,并向社会作了告知。接下来,政府内部忙开了,政策操作细则制订、工作流程安排、相关资金筹措、操作人员培训等等,准备工作需要一定的时间。而群众自政府承诺这天起天天问居委会、问街道,经常遭遇一问三不知,等到姗姗来迟的兑现,他当然不满意了:早该给我了呀!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是不是反思一下,为什么不能先做足准备,待条件成熟时,一旦对外公布,马上可以开门办事。很多时候导致政府信誉打折扣的,往往是这种细节的安排问题。
  
  记者:改变这样的情况,关键在哪里?
  
  孙建平:首要的是公开。公开带来监督,才有公信。政府也是一个个自然人组成的,人都有惰性,权力也是一样。政府有不断提高工作质量、提高工作效率的内生动力,但这还不够,还需要外部压力,这就是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评价权和参与权。要提升公信力,就必须自觉地将政府纳入人大的法律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和公众的舆论监督之下,这样才能不断提升自己的公信力。
  
  记者:从制度上看,我们并不缺少公开的渠道,但有的老百姓觉得,尽管政府信息公开了,我们依然不知道怎么监督。
  
  胡思恩: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常常不知道政府信息什么时候公开,也不知道公开了什么。有时候看政府公开的信息,提到很多“大力加强”、“有效提升”,可是究竟有多“大力”,又怎么个“有效”法?评价的尺度是什么?我们不知道。
  
  孙建平:我们有的基层政府,把政府工作用备忘录方式项目化,明确每项工作具体任务,完成时间节点,责任部门和责任人,这样做到“授人以柄”,让公众一条条盯着监督我们,这样,公权力的运行才会不断规范,公信力才能不断提升。
  
  可以犯错,但不能容忍失信
  
  记者:有些干部和公务人员似乎很害怕犯错,有人甚至宁愿失信也不愿“出错”。他认为我撒个小谎也就过去了;而一旦被上级发现是自己工作中出了差错,后果可怕得多。
  
  孙建平:孔子说,“知耻近乎勇”。一个健康的社会,可以允许犯错,但不能容忍失信。我们的制度建设需要进行修正,观念也亟待扭转。要让党员干部和公务人员明白,犯错是可以改正的,认错是可以原谅的,但撒谎必须重罚,而不是相反。
  
  对于政府来说,也一样。目前,我们对于公权力失信的问题,有审计、监察、纠风、人大政协意见提案办理以及信访等五个主动纠错机制,应当使这些机制更加反应灵敏、规范高效、安全可靠,在第一时间发挥作用;我们还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两个被动纠错机制,一旦出了问题,政府应当及时面对,坦然纠错。一个不断克服不足的政府是有公信力的,最忌讳的就是鸵鸟政策,一遇到问题就回避,或者避重就轻绕道走。
  
  记者:具体到每一个领导干部和公务人员来说,如何使其自觉成为社会诚信的引领者?
  
  孙建平:我想,在考核干部的时候,必须将诚信方面的内容纳入考核体系,让党员领导干部意识到自己应当成为言必信、行必果的实践者,必须谨言慎行,严于律己,注重落实,一诺千金。与此同时,大家要认识到,你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到社会成员对公权力的看法,甚至影响社会风气。这需要每个党员领导干部和公务人员通过具体的言行来体现。党员领导干部和公务人员认真践行自己的每一条承诺,就一定能够生动地诠释诚信的形象。
  
  让失信者付出代价
  
  记者:从社会个体来说,身处诚信程度不一的社会,我们应当如何处之?
  
  胡思恩:我们做每一件事之前,是否想一想,我如果不诚信,将如何面对他人?换了别人这样对我,我是否也会感到不安?选择诚信,你就会让别人获得一种安全感。
  
  社会诚信问题不是靠一两个人能改变得了的,但每个人的诚信都有价值和力量。我常常对学生说,你可以选择成为让这个社会更诚信的力量。“抱怨是贫穷的开始”,我们当然可以抱怨别人不诚信,但除了抱怨呢?又会不会在为自己的不诚信寻找借口?
  
  周汉康:无论做人、办企业都一样,你要意识到,诚信能节省社会成本、资源、时间等等,它就是你的隐形资产。如果你知道你的伙伴是诚信可靠的,你就不用花力气去调查他、打听他、去检查他的产品,提心吊胆,也会信任地把钱款打给他。从企业的角度讲,我们不能为了追求经济利益降低质量标准。我可以通过标准化生产来降低成本,但不能通过降低质量标准来降低成本。商家要记住,如果诚信缺失,你毁了自己企业还不算,可能会连累整个行业。
  
  记者:如何来惩戒失信呢?
  
  孙建平:我们需要形成一套社会诚信体系。现在不少领域已经建立了同业征信,比如银行间会有信用信息采集,交通部门也有信用记录。但各个领域间的联合还不够。联合的最大好处就是把守信和失信行为的影响同时放大,一旦你有失信行为,会让你在社会其他方面的办事成本变得最大;而如果你的诚信记录很好,社会各个方面都能为你提供方便。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起“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风气。
  
  周汉康:对于企业失信的行为,政府应当严厉打击。这既是给消费者交代,也是给诚实守信的企业一个公道。要不就成了谁守信谁吃亏。有关方面要加强监管,严格查处、严厉惩处,对市场中出现的各种违法违规、造假欺诈等行为及时曝光,要让失信者付出代价。
  
  孙建平:解决诚信问题不仅要靠提倡,还要靠惩戒。对失信行为,要有严厉的惩戒,以此来教育更多人,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爱护自己的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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