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新闻:
东方网>>解放声音>>滚动新闻>>正文 保护视力色: 杏仁黄 秋叶褐 胭脂红 芥末绿 天蓝 雪青 灰 银河白(默认色)

"阿婆热"的背后是社会转型

2010年6月12日 04:26

来源:解放日报 选稿:赵菊玲

  ●传统社会,是人与人关系比较固定的熟人社会,突然来个陌生人全村的人都会知道,发生的案件不难判断。而只有在城市中,不同身份、背景的人走到了一起,才能为推理提供精彩的舞台。

  ●现在的谍报片,更多处在消费主义的语境里,表面看延续以前的传统,其实内涵和看点已经不同。在竞争激烈的大都市中,自我认同的危机、身份焦虑,以非常隐晦的方式在谍报片、推理片中表达出来。

  ●主持人:本报记者龚丹韵●嘉宾:蔡骏(推理小说作家)  石川(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

  龚丹韵:为纪念“侦探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120周年诞辰,上海最近连推四部悬疑话剧。其实近期的话剧市场,一直大兴推理侦探,尤其是阿加莎的小说,频频被搬上话剧舞台,被戏称为“阿婆热”。您觉得推理这个类型在中国真的热起来了吗?

  蔡骏:阿加莎的小说很多年前就有一大批人喜欢,如今的“阿婆热”是建立在原来小说迷的基础上。但整体而言,推理在中国仍然比较边缘。

  推理小说是在英国19世纪中后期,工业文明发展到相当程度后才出现的。日本的推理小说也非常发达,在日本的作家纳税榜上,前几名大多是推理小说作家,可见其受欢迎程度。然而,日本推理小说是20世纪初才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推理小说的发达与否和社会发展阶段有关。因为只有当工业文明达到一定程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陌生和疏离时,各种各样扑朔迷离、纷繁复杂的犯罪事件才有滋生的土壤。传统社会,是人与人关系比较固定的熟人社会,突然来个陌生人全村的人都会知道,发生的案件不难判断。而只有在城市中,不同身份、背景的人走到了一起,才能为推理提供精彩的舞台。

  阿加莎的小说经久不衰,正是因为从中展现了某种社会性,如《尼罗河上的惨案》、《东方快车谋杀案》等,都是通过人物的描写、作案动机的描写,写出了欧美中上层社会风光表面的背后,人心的贪婪和罪恶。

  龚丹韵:其实发展到了今天,推理这个类型已经有点捉襟见肘。我们的加入,会不会让它因中国元素,而有所突破呢?

  蔡骏:推理小说已经形成了基本的模式,通常由一个侦探和一个谋杀案组成。国外研究推理小说的专家,还专门定下了10条定理。

  但总想设计一个别人从没想过的诡计,最后仍然难免重复前人,发展越来越难。所以全球范围内,推理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热。

  我们的武侠小说有一些推理的成分,是向日本推理小说学习的结果。日本推理小说分成本格派和社会派。社会派的代表作,如中国老一辈很熟悉的电影《人证》,案子的关键在驻日本的美军和当地女人生下的孩子身上,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引人深思的社会问题。社会派的重点,不在于案情,而在于通过推理,发现这个社会的另一面。

  根本上说,我们仍然处在工业化早期,所以我们的推理小说仍然处在早期,远没有到全民阅读、成为主流类型之时。

  龚丹韵:近几年来,推理类的影视作品也是层出不穷,比如《潜伏》等谍报片,令“悬疑”几乎成为了一个宣传噱头。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发展已到了某种程度?

  石川:在西方,推理小说的兴起与理性主义思潮有关。比如福尔摩斯的武器就两点:严密的逻辑推理,以及当时工业革命背景下的科技。推理小说不是在体能上,而是在智能上,挑战人的极限。所以,它与工业革命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的兴起有关。西方的中产阶层有自我上升的需求,市场经济一直鼓励个人发挥自己的潜能,有着自我超越的向往,这种自我超越,尤其体现在智力上。因而福尔摩斯作为智力“超人”,成为大众偶像。

  而中国的社会发展已经有别于过去,不再完全依靠血缘和组织,自我实现的机会开始增多,个人的努力奋斗成为掌握前途的主因。发达国家上升时期的价值观,在当下的中国得到了一种回应,人在智力上的优势,得到了有史以来最高的位置。也因此,我们越来越爱看理性、科技和视觉奇观构成的推理片、谍报片。

  当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地下党小说也很多,但是那时表达的重点,是对英雄主义和革命史的缅怀。现在的谍报片,更多处在消费主义的语境里,表面看延续以前的传统,其实内涵和看点已经不同。比如《潜伏》中,更多体现了个人欲望和间谍身份的冲突,这种个人身份的迷失状态,击中了大众的软肋。电影《无间道》传达的是同样一个主题,对应都市中人的身份迷失。在竞争激烈的大都市中,自我认同的危机、身份焦虑,以非常隐晦的方式在谍报片、推理片中表达出来。

  龚丹韵:推理类型,一直是揭露社会阴暗面的载体。它的演变,似乎也昭示了社会发展和人们价值观的演变。

  石川:《福尔摩斯》中,罪犯的原始动机是和资本相关的贪欲,而侦探则代表了人类的智慧、正义和法治。但今天的推理文本,确实出现了许多变化。首先是罪犯未必十恶不赦,往往是被逼到了那一步。对罪犯,不再从是非黑白的二元论角度,而是从人性的角度来对待。这恰恰是人们对人性和法律认识的一种深化,反映了这样一个现实问题:法律不是万能的,它只能解决罪与非罪,解决不了道德的善与恶,人性的贪欲与满足。正面人物的困惑和无助,同时也正是当代人的感受。

  其次,是侦探形象,有些不再是智力“超人”,而是凡夫俗子,仅依靠勤勤恳恳的执着和常识来破解案情。甚至有些侦探,还带点邪门歪道的气质,介乎魔鬼与天使之间。文艺创造在历史演变中,总是不断重复母题。而从古到今,人类的精神困境始终存在,比如贪婪,是永恒的主题,所以这种永恒性在作品类型中总会表现出来。

  龚丹韵:今天的文化,可以古今中外元素任意征用,各种题材类型相互交织。有些作品,几乎集推理、奇幻、科技等等为一体。我们的文化生态,似乎已经迈入了一个新的拐点?

  石川:西方的探险类小说在19世纪与科学结合在一起,出现了科幻这种新类型。而当下,我们的推理小说和民间传奇结合在一起,出现了盗墓类小说;武侠和道教传奇的结合,诞生了仙侠修真类题材。说明我们在模仿的时候,产生了本土化的改造,科学主义和神秘主义,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交织,成了当下文化创新的一种特定渠道。

  今天的读者也和20年前大不相同,年轻人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对西方的文化、科技并不陌生。所以全球化时代,古今中外元素的征用,并没有阅读障碍,某一种类型的流行可以迅速遍布全球。

  更为重要的是,传统文本的意义由作者流向读者,但现在通过互联网,读者的改写和介入是前无古人的,文化意义可以完全由读者自己来生产,他们把自身的欲望和诉求叠加到原作中,以表达对作品新的理解。而作品由于读者不断地翻新,获得越来越多的生命力。现在文化作品与传统的最大区别就是,文本的意义从读者和作者的共同对话、双向互动中产生。甚至,作品引发的社会议题,比作品本身更有意义,如《三枪》,文本只是为社会提供了借题发挥、宣泄情绪的一个契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