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上海房地资源网公布了今年第三季度上海物业满意度测评结果。公告显示，上海市民对物业服务的满意度为80.223分，比第二季度提高了2.13%，比去年提高了5%。更重要的是，这是物业服务被纳入上海36个“窗口行业”测评的几年来，得分首超80分。

　　简单地看，80分是一道标杆，说明市民对物业的总体评价进入“良好”档次。深入地看，80分又是一个信号，意味着上海房地职能部门正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辩证地看，80分毕竟只是一个节点，今后还有很大提升空间，而物业服务的变化必将牵动政府管理方式的新变革。

　　位置感：怎样才能进退有据

　　有些变化容易被人忽略。比如，现在的物业满意

度测评中，被测主体已从过去的政府职能部门，变为眼下的全市各个物业公司。

　　今年初，上海市房地局联合市文明办，委托社会中介机构每季度对各物业公司的公众满意度进行测评。在公布每季度总得分的同时，还要公布排名前100位的物业公司名单与得分。而在过去的“窗口行业”测评中，把全市物业作为一个整体打分，公众满意与否都针对房地局而来。换言之，现在政府职能部门后退一步，而把物业公司推向了前台。

　　有“退”自然有“进”。在市房地局指挥中心，墙上长14米宽3米的大屏幕格外引人注目。记者随机在操作平台上点击了陆家嘴花园小区，大屏幕上立即显示该小区地址、总户数、物业服务企业、设施设备等有关情况，以及该小区建筑物的三维图像。

　　从去年起，上海逐步完善以“地、楼、房”地理信息为核心的数据库。下一阶段，指挥中心将成为一个覆盖全市房地资源系统的信息集聚中心，通过各项监测指标，实现对房地产市场、物业管理等的动态监督。

　　政府退一步，把物业公司推向满意度测评的前台，不仅能有效调动企业的进取心，而且改变了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传统定位。同时，政府也需进一步，以公民利益为考虑，构建服务与管理大平台，优化治理结构中的权力分布。

　　从这个意义上说，房地主管部门的进退抉择，正是政府转变职能，寻求最佳位置感的探索过程。

　　关注点：为何瞄准“结合部”

　　10月31日，上海市政府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中心城区居民住宅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和理顺相关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

　　对于市民来说，这份看似专业的文件实则牵动众人心。

　　因为它涉及的一大变革是，以前住宅小区的供水设施由物业负责，供水企业只是管到街坊管道；而今后三年中，上海将逐步实现供水企业管水到表，通过改造和加强管理，居民住宅水质与出厂水质基本保持同一水平。在供水企业和千家万户之间，正是由于政府部门的居中协调推动，终于拆掉了矗立多年的"围墙"。现在，房地部门正把其关注的焦点，逐步转向企业与居民之间"结合部"，更多地起到了"协调者"与"助推器"的作用。今年年初和夏令时节，市房地局组织全市近3000家物业公司开展"便民服务月"活动，为市民解决居住生活中遇到的"急、难、愁"问题。同时，还组织召开居民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业主委员会等参加的恳谈会，听取居民意见近2万条，以此促进物业公司与业主的互动。这种关注点的焦距调整，正是政府转变职能，秉持以人为本、为民服务执政理念的具体写照。应该看到，政府的责任是"平衡器"和"调控杆"，又是"发动机"和"助推器"。它并不能越俎代庖包办一切，但能够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协调已有或潜在的社会矛盾，营造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机制力：变化如何持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很多上海人看来，遍布全市的房地办事处虽近在眼前，却仿佛若有若无。因为这些办事处似乎是"隐身"的，很少有人能说清其职能。而眼下，这种状况正在发生变化。今年，上海的房地管理体制，正加快从以市、区县为主的"两级管理体制"，向市局、区县局和房地办事处"三级管理体制"转变。而其中的重要一环，就是加强原本弱势的房地办事处，并与街道乡镇一一对应。让基层部门走出隐形状态，担负起物业行政管理、房屋租赁管理等职责，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在完善内部体制架构的同时，一个全新的住宅小区综合管理联席会议制度，也正在悄然构建。在长宁区新华街道，每两周要召开一次联席会议，由党工委书记贾炜召集，街道市政科、房地办事处、区城管分队等部门参加，聚焦小区物业管理、平安建设等工作进行研究。这个联席会议制度建立以来，共解决物业管理36个难点问题，基本做到了将矛盾化解在社区里。在上海，已有64%的街道乡镇建立了这样的联席会议制度。值得注意的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各项改革的连接点、交汇点和关节点，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能着眼机制力层面，通过一系列持之以恒的管理机制、方式和制度的创新，逐步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才能真正促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该看到，物业服务的公众满意度测评，是一种收集民意的有效方式。而其分值首超80分，说明老百姓看到了这个行业已经和正在发生的变化。而促成与推动这种变化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政府部门能否真正实现职能转变，突破观念与体制障碍，积极从全能型、管制型向管理型、服务型、法制型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