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石良平

　　市第九次党代会对上海产业结构调整提出了新的战略目标，即：“积极推动三二一产业共同发展，在加快服务业发展中推进结构调整，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这是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的战略性产业支撑，也是上海必须长期坚持的产业发展方针。”这一新战略目标的提出，明确了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

　　从历史角度看，上海是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上海已形成的较完整的产业链、较完善的大学教育体系和科研创新基地，又为制造业不断升级创造了条件。从1984年上海经济发展战略大讨论开始，人们就已经意识到，大力发展服务业是中心城市提升吸纳和辐射能力的重要载体。20多年来，上海也为大力发展服务业出台了一系列激励政策，但上海对于制造业中心的情结仍一直割舍不断。

　　形成上述思维方式是有历史原因的。改革开放以后，上海服务业经历了两个发展时期：第一时期是改革开放初至上世纪80年代末，上海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以平均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迅速从18%上升至30%，这一时期可称为“服务业恢复期”；此后，浦东开发开放给上海服务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以金融、航运、要素市场发展为核心的服务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也使上海服务业贡献率短期内上升至50%左右，这是上海服务业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期。然而，从上世纪末至今的近10年间，上海服务业贡献率一直在50%左右举步不前，也一直没有找到服务业进一步增长的突破口。

　　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了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这是上海进一步提升服务业贡献率的重要信号。那么，这会成为第三次服务业发展黄金期的起点吗？突破口又在哪里呢？我认为，突破口就是党代会报告所提出的“积极发展国际服务外包”。

　　从上世纪90年代信息革命开始，发达国家借助信息技术的支持，大力发展国际业务外包。这一浪潮不断冲击着现代服务业的传统结构，引领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迅速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大型企业将大部分业务，甚至一些核心业务，如产品设计、软件分析、流程管理、人力资源等外包给更为精致的专业公司。这些从传统制造业分离出来的生产性服务业，正不断成为现代服务业的核心。

　　人类生产率的第一次迅速提高，是从劳动分工开始的。世界进入重工业时代后，由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特征导致市场交易成本提高，使企业开始致力于通过并购方式做大企业。这种方式，既可以使资本密集型企业迅速实现规模经济，又可以节约大量交易费用。因此，在整个20世纪，企业越做越大，超大型跨国公司成为控制全球经济命脉的主要力量。然而，大型企业在管理上也经常出问题，原因之一就是信息不能有效沟通。于是，不少大型企业开始出现亏损。信息革命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大大降低了市场交易中的信息成本，从而推动和支撑了人类又一次重要的劳动分工形式：业务外包。制造企业大量业务外包，推动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大发展。

　　全球业务外包所带来的产业重新分工，给上海实现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目标带来了两个重要启迪：第一，近年来上海服务业没有得到进一步提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仍把眼光放在传统服务领域，没有通过企业外包方式形成大量专业生产性服务机构，也没有形成大规模培育专业人才的产业组织结构。这是未来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第二，在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中，通过行政手段做大企业规模的做法，正好与国际跨国公司业务外包模式相悖。从近年全球跨国公司发展的潮流看，企业并不是越大越好。业务外包，既能克服大型企业信息不对称的弊病，又能通过专业化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上海在国企改革模式上应顺应这一潮流，改变大而全、小而全的模式，以市场化方式推动企业业务精致化，将大型企业中的服务业务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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