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上海资本家很集中，按照情况要退赔30个亿，这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当时市委研究以后决定给中央作报告，明确表示要如数照退。上海退赔的最大的对象就是荣毅仁。他认为这件事情政府做得很对，办得很好。为了扩大政府落实政策在国际上和国内的影响，他带头到上海来领这笔钱。当时，他是带着夫人杨鉴清来的。这笔钱的具体金额，我记不清了，反正数目不小。他一到上海，我就知道了。他拿到钱要回北京前，我在锦江饭店请他们吃饭，彭冲也参加了。我们原来就很熟悉。荣毅仁1958年调到纺织工业部当副部长，我是纺织工业部政策研究室主任，跟他成天打交道，他有东西要查、要写、要改，也常找我。在这次宴会上，我就跟他讲了一件事情。对这件事，他知道一些，但不知道事情背后的一些情况。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外地红卫兵以后，北京的红卫兵运动就如火如荼，以更大的规模、更大的声势冲向社会，冲向各界的一些名人家里。荣毅仁当时住在北太平庄，他的女儿在北师大女附中上学，有些同学早就知道荣毅仁的住处。8月20日，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涌到荣毅仁家里，都是些女孩子，当中还混进了一些社会上的来历不明的人，在荣毅仁家里大肆打砸。他们还批斗荣毅仁，并用他家里的摄像机把经过录下来，要寄到他在海外的亲戚那里。荣毅仁考虑得很周全，他知道录像寄出去的影响，所以给了这些红卫兵假地址。荣毅仁的夫人杨鉴清也被打伤。对这些情况，部里一点也不知道。

　　恰好8月20日是机关发工资的日子，荣毅仁的司机郑耀辰送工资去时发现情况后向部里作了报告。我当时是部机关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就是管这些事情。我向部党组书记钱之光报告了这件事。钱老说：“赶紧给周总理写个报告，用特急件送到总理办公室去。”我给周总理写了报告之后，又给李富春办公室打了电话。李富春当时是管工交各部运动的，他就说是不是你们想办法给送到医院去，在医院里保护起来。当时我们的副部长张琴秋，是卫生部苏井观副部长的夫人，跟北京医院很熟悉，她给北京医院的院长打电话，院长讲：“大姐，不行哪，我们这里已楼上楼下斗开了，都斗了好几批了。送到我们这个地方，不一样挨斗吗？”于是我们又赶紧再给周总理值班室打电话报告情况，当时也没有答复。

　　凌晨1点多钟，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打电话找钱之光，说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要钱之光赶紧去一下。

　　钱之光已经吃了安眠药，但还是马上去了。到了那里，周总理问荣毅仁的事情是怎么回事？钱之光就汇报了他家里被砸、夫妇被打的情况。周总理说：“这事情你怎么不报告？”钱之光回答说：“我们写了报告了呀。”周总理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写报告，要打电话嘛。现在我们只能管两个人了，一个是宋庆龄，一个是郭沫若。其他人你们自己想办法。荣毅仁你们一定要保护好，他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国际国内都有影响，一定要保护好。”这就是交代了。

　　凌晨2点多钟，钱之光一回来就找我们商量，研究落实周总理的指示。总理说了要保护好，我们得想办法，不能让荣毅仁出问题。当时社会上已经开始兴起“红对红”，就是以机关的红卫兵对付外地、外单位的红卫兵，这是上海发明的办法，华东局先搞起来的。我们把部机关的红卫兵头头找来，要部机关的红卫兵连夜开到荣毅仁家里去。大概有10个人左右。他们到达荣毅仁家里的时候，看到那些学校的女红卫兵东倒西歪地躺在客厅里。部机关红卫兵的头头找到她们的头头，跟她讲：“我是纺织工业部机关的红卫兵，荣毅仁是纺织工业部的副部长，是大资产阶级，要对他进行批斗，让他老实交代问题，请你们把他交给我们。”开始这些女学生不同意，但毕竟她们年轻，还是比较容易说服的，最后说：“可以，但我们要提些条件。要他老实交代罪行，要他劳动，打扫卫生，只能喝自来水，吃窝窝头、咸菜，不许贪图享受”，提了很多要求。部机关的红卫兵都统统答应，于是那些女红卫兵们就撤走了。

　　她们一走，荣毅仁就提出要把他的夫人杨鉴清赶紧送到医院治疗。可是送到哪个医院都不收，都不肯给她治病。部机关的红卫兵头头很机灵，就把她送到积水潭医院，说这个人是重要的人证，需要她来录口供，不能让她死掉，你们一定要想办法给她治疗。医院一听是重要的人证，就赶紧给她医治，这样杨鉴清就得到了救治。第二天，跟他们住在一个院子里的胡子婴，一个很有名的民主人士，时任商业部副部长，她的女儿是医生。部机关红卫兵就通过她的女儿来给杨鉴清开处方抓药。

　　我把周总理关心荣毅仁夫妇的情况，以及部机关采取的措施都给荣毅仁讲了。他听到这些情况后，很激动地站起来给我敬酒，表示感谢。我说：“不敢当，主要是周总理的交代和指示。”他说：“后面这许多救治措施我都感受到了，但是究竟这些救治措施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能有，我一点不知道。你今天讲了以后我才明白。我们全家人都非常感谢周总理。没有周总理的保护，让你们采取这些措施，那我就没有今天了。”荣毅仁说得很动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