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图片浏览组图：襄阳路市场关门前夕

　　我们应该理性看待襄阳路市场的存亡：不应寄希望于关掉一个襄阳路市场，从此假货就在上海绝迹。关闭襄阳路市场，更多的是一种战略层面的考虑，它告诉世界：如果襄阳路市场的繁荣离不开假冒名牌的话，那么我们宁可不要这样的畸形繁荣。

　　就“战术”价值而言

，这种保护知识产权的方式可能并不具普适性。

　　有关襄阳路市场的去留，是2005年年底举办的中美知识产权圆桌讨论年会的讨论焦点之一。本周，这个“中国人关心、外国人也关心”的问题，终于有了明确说法：襄阳路市场不是要搬迁，而是将撤销。对于这样的决定，不少人感到“突然”，但看法却不约而同：这将是上海在保护知识产权、打击侵权行为方面挥出的一记重拳。

　　一个市场的沉浮命运，已经超出了它本身的意义。关于襄阳路市场，相信无须赘述。作为上海最重要的商业场所之一，该市场每年营业收入四五亿、税收近两千万；作为仿名牌产品的集散地，襄阳路市场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更是有着“平民时尚地标”的意味。对这样一个既有商业价值、又有一定“文化”内涵的市场，政府要做出撤销的决定，需要相当的勇气和魄力。一方面，它表明了我们打假的决心；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恐怕也是一种无奈之举。若非屡禁不绝、若非“打假”已成“猫鼠游戏”，我们又何尝愿意选择这样一种方式？不否认，撤销襄阳路市场将对整顿市场秩序、净化市场空气，产生积极意义。但是，谁知道这会不会像有些打假工程那样，又是“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我们在为襄阳路市场撤销叫好的同时，不能忽略这样的问题。而对于全国近9万个商品交易市场来说，襄阳路市场遇到的问题无疑具有某种标本意义。

　　有市场就会有需求，这是经济学的常识。每年数以亿计的交易额证明了售假背后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理性看待襄阳路市场的存亡：不应寄希望于关掉一个襄阳路市场，从此假货就在上海绝迹。关闭襄阳路市场，更多的是一种战略层面的考虑，它告诉世界：如果襄阳路市场的繁荣离不开假冒名牌的话，那么我们宁可不要这样的畸形繁荣。就“战术”价值而言，这种保护知识产权的方式可能并不具普适性。试想，全国有那么多商品交易市场，打假、整顿市场也不是个别问题，难道都要一关了之？上海知识产权局局长陈志兴也说，类似上海襄阳路这样的小商品市场，在全球范围内都有，比如韩国的明洞。在满足了消费者一部分需求的同时，存在着不可回避的知识产权侵权问题。他指出，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寻求一个新模式来解决，而不是靠单一的拆除来消解。个别需要关停的应该关停，但如果是出了问题就停，那就是一刀切了。知识产权的保护，并非一个非黑即白的二元选择。

　　打击假冒侵权、维护知识产权，这是打造诚信社会的重要工作。但客观地说，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解决路径，襄阳路市场的案例在某种程度也反映了这样的困惑。因为如果有更好的选择，任谁都不会眼看着2000万税收流失，眼看着“淘宝购物襄阳路”从上海旅游路线中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护知识产权，更重要的应该是“疏”而非“堵”。如何“疏”，是摆在监管部门面前的一道难题。与此同时，也只有认清仿冒之所以有市场的根本原因，才能找出真正的治理之策。

　　但在这方面我们还比较欠缺，打假、整治市场往往限于一时一地的考虑。“你进我退、你打我避”，零敲碎打的拉锯战，最后只能将知识产权保护拖入“猫捉老鼠”的疲劳战中。即使使出“破釜沉舟”的最后一招———关闭市场，也不过是“毒果子摘了一个，其他的还在”，对于整个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没有实质性促动。记得韩正市长曾经在多个场合讲过这样的话：保护知识产权，工作要着重于深入推进，体现上海的特点。那么上海的特点是什么？现阶段上海知识产权保护的阶段性特色又是什么呢？相信一个襄阳路市场概括不了，一盘盗版光碟也表达不了。但是，如果把人们“假冒不伪劣，大家都实惠”的普遍购买心态考虑进去，如果把上海已经进入了人均GDP从5000美元向7500美元跨越的阶段性特色考虑进去，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推论：上海如今已经进入了一个消费升级的阶段，人们对名牌产品迸发出了原初的冲动和追求，这也就决定了假冒在上海有市场，但伪劣却引不起人们的兴趣。“假冒而不伪劣”，这正是目前上海商业在正规市场外又一种生存形态。“伪”是一定要打的，但这“劣”与“不劣”之间，却有着本质差别。所谓“假冒伪劣”往往是地下作坊的产物，按照传统的治理办法，往往只要工商部门端掉某个窝点，就能堵住；但是“假冒不伪劣”里面却是有现代化大生产和高科技的“含量”，下单外包工厂生产、仿冒工艺几可乱真。对这种“假”，如果仅仅是关掉几个摊位、市场，恐怕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当然，这为我们提供了又一个应该平静看待襄阳路市场命运的视角。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围追堵截式的治理思路显然已适应不了情况的发展变化。可惜，这样的错位普遍存在。也因此，使得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始终摆脱不了“四面开花、落地无声”的怪象，使得我们的市场始终摆脱不了“大乱大治”的命运起伏，也使得我们的整治工作始终在声势和效果上存在落差。我们赞同一些专家这样的观点，“对于城市或者市场过于纯净的要求，往往反映了我们自身的软弱”。为了达到某种治理效果，我们往往不得不采取一些极端的方式。这实际上是某种程度的底气不足和治理经验不足。因此，必须认识到，襄阳路市场关掉后，我们还任重道远。